一份難得的清醒與堅韌——小記大寫意花鳥畫家高玉琦

張期鵬

　　在一次小型書畫品鑒會上，我引述了書畫家楊福音先生的一個觀點：“如今大學中國畫教學的害處，在以英文代古文，以素描代線描，全盤西化。前者無法提高中國人的文化品格，后者破壞中國畫�！睏钕壬�甚至疾聲呼吁：“將素描從中國畫中清除出去�！�

　　這個觀點很犀利。犀利的觀點難免偏激，并且?guī)в星榫w化色彩，很容易引起爭議。但我以為，就目前中國畫的狀況而言，楊先生的話雖有點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味道，也不無糾偏擰誤的作用——至少是一個直擊時弊、刺痛神經(jīng)的提醒——我們都在說中國畫出了問題，到底出在哪里？這算不算問題之一呢？可是，能夠贊同和接受這個觀點的人并不多。因此，當玉琦先生的手與我緊緊地握在一起的時候，我感到特別溫暖，也特別有力量。

　　人可真是一種奇怪的動物，人與人之間心靈的距離，有時候是世界上最為遙遠的，有時候又是最為切近的。握著玉琦先生那雙溫暖、有力的大手，我覺得我們之間已經(jīng)不必再說些什么，許多神秘的心靈感應都在這“一握”之間愉快地傳遞交流，初次見面就如老友一樣親切和熟悉了。這可真是世間難得的美好。

　　那一天，他面對朋友新創(chuàng)作的一幅山水大畫，反復強調(diào)線條的重要性，反復強調(diào)要多用中鋒、少用偏鋒和側(cè)鋒，反復強調(diào)要與古為徒、承續(xù)傳統(tǒng)。他甚至認為，對于一個有成就的中國畫家來說，線條就是生命線�？v觀歷代中國畫大家，都是大書法家。但時下畫中國畫的，很多人不愿意拿出時間來下苦功夫練書法，急于求成，急于畫了幾筆就粉墨登場。另外，部分美術(shù)院校的教學偏差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這是一個時代病。

　　這些話也仿佛發(fā)自我的內(nèi)心，讓我在內(nèi)心深處頻頻向他致意。我略感奇怪的是，這些話竟然是出自一個大寫意花鳥畫家之口。因為我們知道，大寫意花鳥給人的直觀印象是意象和結(jié)構(gòu)，是色墨的揮灑、情緒的宣泄，是濃墨重彩的視覺沖擊。我原以為那樣的畫家都是大筆一揮、不拘一格，喜歡求新出奇的。從玉琦先生的話語里邊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淺陋和對中國大寫意花鳥畫的誤解。我讀中國傳統(tǒng)大寫意畫還是太少，也沒有真正深入進去，于是被時下那些畫家們誤導了。

　　的確，就中國畫而言，不論是人物、花鳥，還是山水，歷來都是講究和注重線條的。有時，稱之為“唯線條論”也未嘗不可。潘伯鷹先生在論述“書畫同源”問題時就曾明確指出：“我們中國的畫和字既然同出一源，而這個同源的畫和字又都是同以線條為表現(xiàn)方法的。中國的畫，到了后代雖然演變出了許多方法，有渲染、沒骨等等，但主要的，始終仍依靠原有的線條表現(xiàn)。中國的字是從這些圖畫的線條中演變、簡化而成。因之，歷代以來線條上的同源共命，是書畫一體的唯一因素�！敝豢上�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許多書畫家已經(jīng)摒棄了這一傳統(tǒng)，讓中國當代書畫變得不倫不類起來了。

　　那么，在這樣一個浮躁和功利的時代，玉琦先生是怎么做到恪守傳統(tǒng)，不為時風所動的呢？我們只要略略了解一下他的繪畫之路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一切都是其來有自。

　　他出生在山東臨朐田集村，據(jù)說村中有十七個姓。高家雖然不是大族，但上天眷顧，出了不少文化人。他的父輩們都寫得一手好毛筆字，有的還十分擅畫。母親則是剪紙能手。他雖然年幼失學，但自小就生活在這樣一種藝術(shù)氛圍里，耳濡目染，還是表現(xiàn)了難以壓抑的繪畫天分。后來，他利用干農(nóng)活和當石匠、木匠、編匠的間隙，苦臨各種連環(huán)畫，在紙片上尋找鉛筆線條的感覺。之后又憑著這點本事，輾轉(zhuǎn)進入了臨朐縣文化館，開始學畫年畫。1981年，他的年畫《獻壽圖》參加了世界青年聯(lián)歡節(jié)展覽，從此走上了繪畫之路。

　　也就是在這個文化館里，他開始接觸到齊白石、李苦禪的資料，更是喜歡上了崔子范先生的繪畫風格。其后他進入山東藝術(shù)學院美術(shù)系進修、學習，因為主攻民間美術(shù)，有機會涉獵了年畫、壁畫、畫像石、石刻、佛像、彩塑等眾多民間美術(shù)門類，眼界大開，畫工日進。其間創(chuàng)作的《選花布》和《故鄉(xiāng)的夢》，分別入選了第九屆全國版畫展和文化部、中國美協(xié)等舉辦的全國年畫大展。

　　對于一個青年學子來說，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已經(jīng)是殊為難得了。但年輕的高玉琦并沒有在這個領域中沾沾自喜，他所鐘愛的還是大寫意花鳥，他所仰慕的還是繪畫大師崔子范先生。因為他認識到，中國畫的大寫意，主要在花鳥。這是中國人發(fā)明了毛筆和宣紙后，創(chuàng)立的一個有別于世界任何一個畫種的表現(xiàn)形式，是濃縮了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筆墨精華。而崔子范先生，則是中國大寫意花鳥的一個代表。就在這樣的苦苦追尋與渴盼之中，他終于在1992年拜崔子范先生為師，一條寬闊的繪畫正路在他的面前展開了。

高玉琦，山東臨朐人，大寫意花鳥畫家，畢業(yè)于山東藝術(shù)學院，大寫意花鳥畫大家崔子范先生的學生。

　　正像時下的許多藝術(shù)門類一樣，恪守傳統(tǒng)的人必然是一個“保守主義者”，一個戒除了投機取巧之心、與“時風”逆行的人，需要堅定地拒絕種種誘惑，持正守中，不慕名利，煢煢孑立，孤獨前行。在這一點上，他極好地領悟了崔子范先生的諄諄教誨：“一個畫大寫意畫的人，六十歲前后出山是正常的，白石老人六十歲時尚在變法，真正畫好在七八十歲，吳昌碩的畫也是晚年的好。一切都需要厚積薄發(fā)�！币�知道，那個時候玉琦先生已近不惑之年，他的許多同齡人已經(jīng)成為大大小小的“名家”，崔老卻要他再下二十年、三十年，甚至一輩的苦功。這對于一個身處滾滾紅塵的青年畫家來說，是一個多么大的考驗啊。

　　而今，二十多年過去，玉琦先生經(jīng)受住了這種考驗，并且向恩師交出了一份份出色的答卷。我們看他那一幅幅大寫意花鳥畫，那種力透紙背的筆墨功夫，那些在樹、果、花、草、禽、魚、蟲、鳥之上展現(xiàn)出的線條和色墨意趣，不僅可以讓人鮮明地感受到崔老的風范，感受到中國傳統(tǒng)繪畫的魅力，也可讓人感受到他的扎實深厚、堅定執(zhí)著，以及內(nèi)心涌動著愛憎與激情，一種人格的偉岸與高潔。他是與古為徒的，又不是泥古不化的。他的筆法古拙而又自由、奔放，表現(xiàn)的是自我的情感、內(nèi)心的世界、時代的精神。這也正如明人王世貞評沈周的畫時所說：“無一筆不是古人，而靠心中一派天機發(fā)之。”

　　可貴的是，今天的玉琦先生仍然像一個小學生那樣謙遜。他對我說：“現(xiàn)在的畫家‘出名’太早了，想要的東西太多了。名利所累，不光損毀了情志，也損毀了身體。很多青年畫家的繪畫，已經(jīng)沒有了線條功夫，用筆也沒了中鋒，大量的涂、抹，甚至刷、潑，對中國畫實在有害無益。”顯然，他始終沒有忘記崔老的告誡，他甚至已經(jīng)把那番告誡融化于血液之中了。這份難得的清醒與堅韌，在當今書畫界，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稱奇并且由衷心服的事。

　　記得著名哲學家叔本華曾經(jīng)說過，各個時代都有兩種彼此平行、互不相涉文學，一種是真的，一種則似真實假。前一種成長為永存的文學，它由那些為科學或詩而生的人們所推動，嚴肅而沉靜地走自己的路，非常緩慢。后一種由那些靠科學或詩混飯吃的人們所推動，在同伙的鼓噪之下飛快地發(fā)展著。但幾年后人們會問：它們哪兒去了？他們那么早、那么響當當?shù)穆曌u哪兒去了？這是一種流逝的文學。其實，書畫又何嘗不是這樣。清人石濤就曾說過：“畫事有彼時轟雷震耳，而后世絕不聞問者。”看來，這種現(xiàn)象古今中外皆然，只是當今的中國書畫界尤甚而已。但也正如叔本華、石濤所言，那些整天盯著名利、盯著市場的“書畫家們”，不論因什么人或什么利益集團為之吹捧、包裝、運作而曝得大名，終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煙消云滅。時間，永遠是最公正、最不留情面的裁決者。

　　玉琦先生說：“學問要一點一點做，功夫要不間斷地練習，要有‘懷素書蕉’和‘崔子范畫報紙’的精神，積跬步至千里，累千尋為頓悟。昆山之玉定難采，欲登太行無坦途。藝無止境，或許永遠在路上，但要有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，更要有氣定神閑的學習態(tài)度，耐得寂寞，修心養(yǎng)性，上層樓窮千里目�！�

　　這樣一個畫家，他的將來是能夠限量的嗎？當然不能。現(xiàn)在，他已經(jīng)在大寫意花鳥畫上飛得很高。他到底還會飛多高呢？我們恐怕都無法回答。那么，就讓我們靜靜地期待吧……（2018年7月10—12日于濟南垂楊書院）

    張期鵬，1967年2月生，山東萊蕪人�，F(xiàn)居濟南。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，山東省作家協(xié)會全委會委員，魯東大學兼職教授，垂楊書院創(chuàng)建人之一。著有散文隨筆集《啊，萊蕪······》《淡淡的背影》《做個真正的讀書人》《美游日記》，書話評論集《萊蕪現(xiàn)代三賢書影錄》《高莽書影錄》，主編有《春聲賦----張煒創(chuàng)作40年論文集》《人淡如菊----自牧60初度友聲集》等，曾獲山東省第七屆劉勰文藝評論獎。業(yè)余以堅定的文化自信，致力文化傳播和閱讀推廣，努力弘揚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。